7月4日下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大会二——“数字时代的新特点与经济和管理学科建设”在清华大学顺利召开。本次年会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公管学院、经管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数字经济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业的代表共400余人出席线下会议，会议通过多个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当天信息浏览量超过11万人次。大会二共汇集了16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8位演讲嘉宾就相关议题展开讲演讨论。我们特别整理“演讲精粹系列”，将与会嘉宾演讲和对话内容中的主要观点分享大家。
本文为“演讲精粹系列二”
数字时代的新特点与经济和管理学科建设
大会二现场
4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主持了本届年会的大会二。吴建南教授指出，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都深深地体会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管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快速普及和实践应用，也对相关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平台，数字经济年会汇集了诸多经济学、管理学的知名专家，涉及管理科学、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诸多领域，对于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大会二邀请了相关领域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时代的新特点与经济和管理学科建设发表主旨演讲，分享最新成果。
吴建南教授主持大会二
大会二首位演讲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以《数字治理：技术赋能与组织创新》为题，系统阐释了数字时代数字治理过程中的技术赋能和组织创新的关键特征。他指出，目前，关于数字治理的定义实际上并未形成一个共识的结论。对数字治理的完成、完整的理解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展开，一为理论化维度，二为实践维度。就理论维度而言，数字治理是治理主体、治理逻辑、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和治理改进整体的数字化推进和整体的数字化进程，可以把它理解为国家对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概述中的第一个治理能力的升级和提升。就实践维度而言，数字治理包含了技术赋能和组织创新两个重要特征，其重要意义在于增强了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和效能。
具体而言，在实践领域数字治理主要面临四个难题：一为如何提升治理的效能或者是效率；二为如何运用数字技术；三为如何创新组织的形式；四为如何发挥技术的效率和组织的效率。分布式赋能和迭代式的创新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良好思路。数字治理的本质其实是同时以技术和组织为工具的场景化治理，而提高这样一个治理效能的目标需要的是技术赋能与组织创新的双向的迭代和双向的协同，这个协同的依据是场景，这个协同的评判标准是场景治理的效能。
邱泽奇教授发言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安同良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研究的三类观点，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进行了题目为《第四条道路：面向“三我世界”的中国数字经济学》的精彩演讲。他指出，当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为“保守派”，即国内外部分学者的保守主义观点，认为现在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不需要新理论，其缺陷在于未关注到数字技术的颠覆性作用；第二条道路为“皮包派”，即以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拿来主义观点，把我们正在发生的理论与现实变革拿来都嫁接为自己的理论内涵，其缺陷在于实际上没有回答如何变、怎么变的问题，核心的理论内核并未发生变化；第三条道路为“局部变革派”，即许多学者研究中国数字经济从局部出发，仅在局部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和革新，其缺陷在于重解释现实，难以面向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有面向未来的预测能力。核心同样在于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纲领。因此，第四条道路——提出一个具有科学内核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即构建中国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依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对中国数字经济理论的构筑，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该从要素的禀赋、行为特征到空间建构出现的颠覆性变化进行考虑：一为数据赋能了新的生产要素特征；二为可观测的消费者行为特征使得偏好可以被改变；三为“三我”的空间建构，即三个品类的“我”：第一个“我”为在网络空间能装载自己意识的数字分身的我；第二个“我”为在现实世界里装载自己意识的机器人分身；第三个“我”为人机共生的本我。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核：物理学均衡思维的隐喻，同质的唯一主体以及线性的结构早已被诟病，数字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完全不同，构造中国的数字经济学一定是以复杂经济学这一范式为主体重新进行内核的构造——其内核以三我世界为远期目标，用复杂经济学和信息空间作为空间维度，以习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心，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来讲清自己的故事，指明自己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中国的数字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
安同良教授发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叶强围绕《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他指出，当前，数字经济包括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概括起来可能主要面临几个问题：一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含义的理解；二为在强调卡脖子技术、硬核科技的背景下，管理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三为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帮助创新人才。数字经济时代要理解创新可能不仅仅是从技术和产品层面去理解，更需要在技术产品之上，包括对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决策模式、新的思维模式进行重新认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未来要培养的人除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领域去培养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新商业模式、新的决策模式，尤其是具有新的思维模式的人。
企业的发展企业家是不可替代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无论如何强调硬核的技术，这些技术也是无法替代正确的管理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如何来培养满足未来数字经济需要的人类、怎样培养未来更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问题。
叶强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原院长毛基业以《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phenomenal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为题，从拉动、促进、推动三个层面对中国数字经济以往的成长路程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回顾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最早的业态就是电商。从0起步到现在的遥遥领先世界，已经超过了世界电商总量总额的50%以上、超过了二三四五六名的综合，位居全球第一。通过经济模型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可以发现，基础设施、需求端、供给侧的创新等因素是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快速掌握消费者的巨大的痛点，并且差异化的优势使得电商能够快速占领需求侧超大规模的市场；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带来了诸多政策红利，包括高铁、互联网、5g持续地超前投入和教育普及等，构筑了电商发展的良好环境；文化的差异、中国消费者对隐私保护的宽容等造就了电商快节奏的创新生态，服务商的创新能力远高于海外的竞争对象。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电商发展的放缓受同行竞争、国际形势等因素影响，实际上整个电商的红利已经到顶，未来可以预期支持和赋能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或许会成为重要方向。
毛基业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谢康以《大数据合作资产的要素市场创新与新商科教育教学》为题，围绕业绩市值背离、企业用户数据化互动的两个现象开始，讨论了合作资产的重要概念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数字时代存在两种突出现象：业绩和市值背离和企业用户数据化互动。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价值共创和服务主导的底层逻辑，大数据合作资产是企业和消费者价值共创的一种结果。宏观上，数据可以分为即时价值、潜在价值两种价值形态。在通过模型分析后，大数据合作资产从战略价值、信号价值和竞争价值等方面对于优质企业的价值都非常高。实际上，大数据合作资产目前存在三种市场配置方式：对赌、合作、慈善捐助和天使投资。在数字时代，商科教育需要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特征：一为在整个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以往的理论架构和基本观点并未发生本质变革，但是，在一些具体领域、具体现象中其实改变了原来的一些假设；二为数字时代存在的大量的即时用工等多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将原来的反向关系变得更加模糊，这为新商科的教育带来很大挑战。
谢康教授发言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数字社科学科汇聚计划常务秘书长魏江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应当如何发展，以《数字基础观的建构》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他指出，当前数据要素市场面临几个核心问题：一为长链条在数据领域是否存在；二为数据要素化、价值分配的主体界定；三为数据要素化的基本学理基础应该如何构建；四为数据资源管理的基本假设如何定义。实际上，并非每个企业都可以将数据变成要素，只有极少数企业才能产生数据资本。因为在数字时代，组织边界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融合了诸多产业、行业，企业、市场、个体的关系变化已经将边界进行了重构。模块微粒化、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等要素可能是未来组织边界区分的新维度。因此，数据要素市场应当如何发展需要考虑数据是什么？数据有什么用？数据属于谁？谁来管数据？等问题。
魏江教授发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徐翔围绕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以《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字经济学的中国实践》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他指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同时也进入了全球产业生态链和创新生态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将学科建设与现实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密切地结合到一起。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面临着交易规模总体不足、交易数据种类偏少、数据标准不统一、场内交易不活跃、市场监督职能不明确等难题。加快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需要解决五个核心和关键问题：价格形成、激励机制、创新支撑、福利效应以及要素的治理等。数据之治既是数治也是治数，既是法治也是共治。数字经济学应当作为一门充分应用历史的逻辑和案例分析方法、从实践中创新再将创新融入实践的综合学科来看待，应该是一门采用新的学科去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与治理关系的学科。未来应当通过明确新的政策目标，设定新的政策原则以及考虑新的政策的机制，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与数字经济学科建设进行有机融合。
徐翔副教授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蔡跃洲以《数据资源、数据要素与数据规模——价值创造视角的统计测算框架构建》为题，围绕数据资源、数据要素和数据规模、从价值创造的视角解读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面临数据要素大数据统计测算的悖论，这一现象可能源于统计测算体系缺陷和数据本身概念的层次性。而数据只有将其引入到生产的过程中、放入到整个价值创造的语境中，才可以视之为数据资源，进而看作是数据要素。基于使用范围和价值创造转移的角度，可以分为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数据要素四个层次。对于数据规模的测算，完善数据统计测算体系算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应当从加强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探索、对现有的统计测算体系进行适应性改造等方面进行努力。
蔡跃洲教授发言
在后续的与谈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主持，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乔晗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张瑾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俊妮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朱丹副教授、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周子彭等围绕“数字时代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应当如何应对？”“在管理和经济学科建设方面可以做怎样的努力”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热烈讨论。
乔晗教授认为，数字时代的新特点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一为数字时代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风起云涌，形成了快速变化的市场；二为平台商业模式迸发出巨大的商机，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变革；三为开放性和生态性成为新的组织模式，组织从原来的工业经济时代的有边界的组织变成了无边界的组织；四为生态思想占据主流，多主体协同、赋能等成为主要的观点；五为数据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数据驱动、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新的趋势。这五个新特点对经济管理等学科在实践和学科建设方面都带来了挑战。但现有的学科实际上是关于知识体系的，学科交叉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ai还有统计学、数据分析的方法在传统的经济与管理等方面，有限的学科融合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未来，推进经济和管理为整个的科技进步赋能、为时代进步赋能，需要有更广泛的交叉范围。
张楠教授认为，数字经济的最大的特点是其存在不确定性。类似chatgpt、大语言模型等新的技术造成的颠覆性的改变，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里数据产生价值以及价值的交换和方式的基础，还是昙花一现、很快又被别的新技术所取代存在着明显不确定性。根据这一不确定性设想，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可能用过于确定的一些方式和思维模式并不一定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未来学校传授的重点或者说从人才培养的重点可能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这种一定程度上相对固定的知识。
张瑾副教授认为，从企业侧的角度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培养懂得如何去管理科技和企业的人财物的新人才，需要做管理的创新，同时也要做科技的创新。同时，知识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改造了知识供给的逻辑，也重新定义了知识的内涵，这对于企业管理而言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在高校教育上可能需要从跳出思维惯性、形成集合体思维过程、帮助学生思考进行变革。
张俊妮副教授认为，当前，数字时代可能存在一些新特点和挑战：一为责任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需要明确；二为数据共享场景存在模糊性；三为数据价值本身评估的不确定性。面临这些挑战和新特点，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解决，经济、管理学科确实需要结合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同时，在学科建设上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
朱丹副教授认为，从教学角度而言，学科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数字技术普及和师生数字能力的培养，这可能需要对课程设置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变。此外，在教学培养方式上，如何在本身授课的方式上使师生更好地接受这样一个转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更丰富的教学模式创新的可能性。
周子彭先生认为，从业界的角度而言，数字经济带来了知识的加速迭代和不确定性增强两个挑战。这对业务人员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可能造就了更加快速的人员迭代现象，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企业进行制度和用人思想的变革。此外，数字时代的人们需要具备两种技能，一个是让技术替代你的技能，另外一个是让技术赋能你的技能。未来学科建设方面可能需要教育学生更多实现技术赋能学生。
大会二与谈
最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教授作闭幕致辞。朱旭峰教授对大家的参与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性的要素资源，重塑着全球经济的结构，也改变了全球竞争的格局。数字技术能够提供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以及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为城市治理提供了非常多的实时的采集、运行、海量的数据以及智能处理的能力。但是数据时代技术的变革也对经济社会秩序治理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地推进，数据平台将累计积累大量数据，产生数据化的转型中衍生出来的大量的产业，这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但是，其中还是存在一些包括公民的隐私、数据的安全等大风险以及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重视对数据的管理、数据要素的开发以及相关的治理。同时，也要重视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的流动、责权关系的分配等突出的问题。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机构也投入大量力量做数字治理、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教育、研究、人才培养成果。未来我们公共管理学院将继续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相关的学科建设的工作，全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治理的年会以及相关的科研和学术交流的活动。
朱旭峰院长作闭幕致辞
以上内容根据大会二现场内容整理（以发言顺序排列）。
供稿丨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