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第124期学术沙龙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karman lucero（中文名：陆凯）博士，为参与者分享了关于美国在人工智能（ai）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最新进展。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洪延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何光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董汀、孙成昊、特约专家朱荣生，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程莹，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资深顾问、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二级研究员赵新力以及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宝马中国、飞利浦中国、南方财经等高校、企业、媒体的专家学者，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师生共40余人参与了此次讲座活动。活动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教授主持。
ai监管与治理
本次沙龙深入探讨了美国与中国在ai治理方面的制度框架及其特点，重点分析了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及其对ai管理和应用的影响。karman博士指出，制度环境是决定ai治理成效的关键，即使在法律文本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实施和影响也会因制度差异而有所不同。
karman博士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联邦制度特点，详细解释了通过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特定权力的机制，对中央-各州在权力和制度上的平衡做了详细解释。karman博士认为，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结构对ai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权利法案》中的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对ai相关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挑战。这些内容是理解美国ai治理的重要制度和政治基础。
在此基础上，karman博士进一步探讨了白宫和联邦机构在ai治理中的作用，包括发布ai战略计划和行政命令等。同时，独立委员会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也会在特定机构和行业中对ai的开发、应用、安全等问题起到监管作用。尽管美国没有全国性的ai法律，但许多现有的技术中立法律已被用于ai，以解决歧视和权利保护等问题。
关于中国的ai治理，karman博士提到中国也有多个政府机构参与ai监管，并强调了平台自我管理的重要性。通过“星系碰撞”这一比喻，karman博士对美国和中国在ai领域的复杂互动过程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呼吁两国在ai治理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对话。karman博士强调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ai治理问题和应用前景上具有共同点，有望加强合作。
提问与交流
在提问阶段，与会人员就ai治理的国际合作与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应用伦理等问题向karman博士进行了提问。梁正教授针对ai技术的全球治理问题探讨了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有效ai治理体系的必要性。karman博士强调，尽管存在竞争，中美两国在ai治理领域仍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必要性。通过多边论坛和国际机制加强对话，构建包容和有效的全球ai治理框架是解决冲突和矛盾的有效手段。此外，促进国际法律标准的协调一致，同时尊重地域性法律差异，对于构建全球共识与地方特性兼顾的ai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洪延青教授分析了ai技术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如何在促进创新的同时保护原创性内容和避免侵权。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张涵博士则对ai导致的知识创造界定问题进行了提问。karman博士指出，ai技术对知识产权体系提出了新挑战，尤其体现在创作内容和k8凯发天生赢家的版权归属方面。建议加强对ai生成内容的k8凯发天生赢家的版权法律框架，明确界定创作权和归属权。同时，各国法律需要及时更新和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适应ai时代的需求，在确保创作者权益的同时，不阻碍技术创新和应用。
在ai伦理问题上，何光喜研究员关注ai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讨论了如何利用ai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同时确保技术应用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的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伟伟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伦理规范和监管机制。karman博士强调，ai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巨大潜力，但同时需要注重伦理和公平性问题，确保技术应用不加剧社会不平等。建立监管机制和伦理准则，加强ai应用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以赢得公众信任并确保技术公正应用。伦理规范的制定需要跨学科合作，确保ai技术的发展能够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同时监管机制应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开放心态和专业知识应对新出现的伦理和技术挑战。
本次学术沙龙成功聚焦了美国与中国在ai治理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挑战。karman博士的深度分享和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共同探讨了ai治理的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应用伦理等关键议题，为参与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交流机会和新的理论探索视角。活动不仅加深了对ai治理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也为促进国际对话和合作提供了思路。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将继续致力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ai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深入研究。
供稿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