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神州学人》杂志
中国从世界科技革命和科技全球化的“边缘化者”与“落伍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大国”，可以说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如何解读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谈了他的看法。
记者：您的文章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创新的时代，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科技实力方面的差距。那么，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处于什么水平?
胡鞍钢：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与科技创新水平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前者是指实现国家科技战略目标的能力，通常以总量及占世界比重来计算。后者是指相对国际科技前沿的水平，主要是采取人均指标，如创新指数等等。我是采用前者对中国科技创新总体情况作评估的，主要是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人才资本、科技投入能力和高技术国际市场能力等来衡量，其中包括r&d经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国家科技、刊物论文发表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国际发明专利数等投入和产出指标。
从投入来说，首先是资金投入。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r&d经费支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和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经缩小到了2倍左右。其次是科技人力资源投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科技人员总量，1949年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但现在已经达到了5800万人，这其中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全时当量数(按万人年计算)，已经相当于欧盟(28国)加上美国的总量。不仅中国科技人员的规模大、增长快，中国的科技人员劳动力成本相对欧美日还是很低的，相对工作时间也是最多的，既具有成本优势，又具有效率优势。因此在科技全球化、研发全球化大趋势下，出现大量的全球科技企业向中国转移的现象，特别是外国的研发机构，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
从产出来说，第一是发明专利数，这代表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应当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专利法1984年才颁布实施，而美国1790年就实施了专利法，因此，美国的专利数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世界第一，直到1968年才被日本超越，但是美国又在2006年反超了日本。从总量来看，2011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了美国，2012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相当于美国的1.2倍。中国下一步主要是申请国际发明专利(pct)方面赶日(本)超美(国)。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美国220年时间走过的道路，将对世界作出更大的技术创新贡献。第二是发表的国际学术刊物的论文数量。1980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大约0.2%，和美国的差距极大，为198.5倍，但现在中国已经居美国之后排在了世界第二位，相对差距缩小为2倍。此外，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被引用率现在已经进入到世界第五位，可以说提前7年时间实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的量化核心指标。
国家的实力一般分为经济实力、贸易实力和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按汇率法计算，目前中国gdp是世界第二，2013年相当于美国的55%，而2000年仅为11.6%;按购买力平价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关于贸易实力，中国现在拥有世界第一大贸易进出口额。从科技实力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到和美国迅速缩小差距的过程中。韩国曾经也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是发达国家，它的科技自主创新非常成功，但是从规模上无法与中国相比，因为中国现在的科技人员数量已经超过韩国总人口(5000万人)。可以这么讲，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几乎是唯一的发展中大国里真正能够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
从科技水平来看，主要是指相对国际科技前沿水平，大部分还处于迅速追赶型;相当部分进入“并驾齐驱”型;少数领域进入引领型，尤其是在那些大型技术工程、巨型技术工程以及某些前沿基础研究领域。这也反映了中国作为现代科技的落伍者、追赶者，一定会经历先追赶、再并驾齐驱、后引领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的科技领域起点不同，研发路径不同，研发强度不同，研发人才不同，就会呈现不同的阶段。
如果说30多年前中国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拉大的话，现在我们的结论恰恰是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不仅大大缩小，而且也成为世界最大的科技创新国之一，与欧美日并驾齐驱。这也改变了世界科技格局，中国代表了“南方国家”科技创新的追赶潮流，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记者：中国的科技创新达到现在的实力和水平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1956年，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判断，他在《论十大关系》时讲到中国的“一穷二白”，所谓“穷”是指工业和农业都不发达，所谓“白”是指科技教育水平低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现在世界第二大科技实力国，成功地实现了“科技追赶”，正在实现“科技并驾齐驱”，还要实现“科技超越”。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内在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一个机制称之为引进创新机制，就是先引进外部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主要引进前苏联的技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少规模地引进欧洲的技术，以及日本的技术。1978年以后，实行“拿来主义”，即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经过30多年，中国几乎把世界的主要技术(除少数军事技术之外)都引进了，并进行了引进创新，就是本地化、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从经济学机制看，引进技术成本大大低于自主研发成本，而且我们同时与本国市场相适应，这是实现技术追赶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个机制是集成创新机制。在引进创新的基础之上发展出集成创新，包括技术集成、设备集成、工艺集成、工程集成、产业集成等，还应该包括各种信息技术集成、管理方法集成、市场营销集成等。因此，集成创新机制实现了从技术产品集成到技术产品生产、服务集成，进而到行业、产业技术集成。这与中国具有比较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体系、军工体系有关。
第三个机制是自主创新机制，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这既是技术创新的第三个机制，也是技术创新的第三个阶段。对一个企业而言，是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更是企业市场竞争的核心能力;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更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
正是在这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出现了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快速科技追赶，在多领域实现了与世界先进科技“并驾齐驱”，并在少数领域成为引领者。中国的创新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先引进，消化吸收、本地化、本土化;然后再集成创新，从技术集成到产品集成、产业集成;随后再进入自主创新。
此外，中国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把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和本国的人力资本特别是科技资本有机结合起来，释放了科技机构和人员的创新潜力，扩大了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从而用60多年的时间走完其他国家可能100年甚至200年的过程，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的发展过程。
事实上，毛泽东在1964年就开创性地提出，反对爬行主义，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因此引进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出现在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并不意外。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巨国规模效应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尽管科技创新开始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越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就越快，科技创新的成本也会迅速下降，巨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科技创新的经济成本，还极大地降低了科技创新扩散和应用的交易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许多企业利用这一规模效应特点，开始时采用免费试用或低费使用，然后成功地成长为世界级新兴企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跨国企业无法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发展道路，我称之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这实际上和中国特有的历史基因和历史传统有关。中国文明是鼓励创新的文明，只是遇到西方文明以后受到了挑战。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农业文明，西方是工业文明，交互碰撞之后产生了过去百年来的衰落。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实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教育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物质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1978年之后中国从对外开放到全面开放，充分吸收了世界各种文明，又推进了中国文明的现代化、国际化，成为最具开放性、又最具包容性的世界文明大国。
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培养了我们的独立自主精神。无论是从产业发展角度，还是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中国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不同，不仅没有成为依附型、依赖型国家，而且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信息化国、最大的创新国之一。可以这么讲，世界为中国提供了为世界“制造”的机会，中国也很珍惜“中国制造”，但是仅仅“中国制造”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中国创造”，即为世界“创造”。从发展的自身逻辑看，没有“中国制造”就不会有“中国创造”，反过来“中国创造”还会带来更大的“中国制造”。
21世纪，中国将继续对世界作出经济增长的贡献、贸易增长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走出去”的投资国之一，今后还应当对世界作出越来越大的技术发明贡献以及在科学基础研究方面的知识贡献。
记者：中共十八大做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那么，中国科技创新的未来走向是什么?
胡鞍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中国的自主创新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原始创新，第二是集成创新，第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需要第四个创新，就是协同创新。
其国内外大背景主要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区域(指东亚和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业便利化。
从未来大趋势看，一是中国投资世界，从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成为全球最大对外投资国，“中资”将成为世界各国最具吸引力的外资(fdi);二是中国服务世界，从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体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体;三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从配置国内资源到配置国际资源甚至全球资源，从国内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甚至全球企业，从世界500强企业第二大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都决定了协同创新将成为中国国内技术创新主流，也将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动力。
协同创新机制是指多个企业或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机构的合作创新，共同分享创新成果。协同创新还包括金融机构、产业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以及国际协同创新。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从事重大技术研发成本极高，需要在专利方面进行交叉贸易。不同单位之间可以通过协同创新组成技术同盟、产业同盟、服务同盟。这种形式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需要靠未来的预期和未来的收益来解决现实问题。协同创新的单位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但我认为这种竞合关系将来要转化成合竞关系，强调协同创新单位互相之间的合作。总的来说，未来合作肯定大于竞争，这将是一个新的良性竞争模式，形成这种良性竞争的模式有赖于今后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协同创新是一种最有前景的创新机制，尽管创新的本质是竞争，但是创新更有赖于合作，也只有合作才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创新。
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作用不可忽视，需要发挥政府部门信息通道、利益调整通道和“走出去”的支持者的作用。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单一的政府科技投入需要改变，鼓励发明专利，尤其是鼓励申请国际发明专利。我认为采取政府购买技术创新成果(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来直接支持科技创新将更有优势，更有效率。政府购买的优势在于发明者如果申请到国际发明专利，政府购买发明者的专利就等于在资助发明者进行下一次的国际专利的研发和申请。同时，对于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创新技术，特别是共性技术、通用技术的原创，直接通过政府购买，使这些技术可以很快在全国或者某些局部的行业迅速推广，从企业技术变为行业技术、全国技术，社会收益率会大大提高。比如清洁能源电动汽车技术，国家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购买最先研发成功的技术，然后许可其他厂商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成本进行投资生产，这样可以很快使得有关清洁能源电动汽车技术的研发从一个分散的、恶性竞争的阶段进入协同创新阶段，进而进入良性合竞循环。
事实上，美国、欧盟已经开始大量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我们更需要政府购买，包括军用购买，购买的对象不分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购买更有助于支持科技创新，并且被购买的专利成果更加容易被社会所应用、所普及、所分享，效率更高、推广范围更大。当然，传统的资助自主研发方式仍要继续，但要降低相对比重，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总之，协同创新使得比较分散的科技力量形成合力，有助于产业从恶性竞争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竞争的阶段。过去中国可以靠计划经济手段，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今天要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的手段，政府直接采购的手段、通过分享、共享的手段形成创新同盟，进而形成从研发一直到市场、k8凯发天生赢家的售后服务整个产业链的创新。
记者：如何看待国家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胡鞍钢：邓小平当年把自己定位为科技大军的后勤部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最大最好的服务者。
国家在科技创新中要当好政策的制定者、服务的提供者、规划的组织者、项目的评估者、人才的培养者。一句话就是企业、科技大军的公共服务者。
国家提供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为创新企业、科技大军提供发展方向。如195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进行了布局。2006年出台的科技规划纲要，现在看来除了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5%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其他目标已经实现。
当然无论是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还是“十二五”科技规划，都对科技发展给出了明确的政策安排，现在问题是如何更加有效地落实这些已经写在规划中的政策。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解决问题获得经验，哪怕获得教训再形成新的政策来推动创新，这将是一个不断试错、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应当说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面对欧美日这三大经济体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既是最大的竞争对象，更是最大的合作对象，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所有国家，成为与美国合作发表国际学术论文的最大国。
总而言之，自主创新不是封闭的，是更加开放的创新，除了涉及核心机密的科技，大体上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开放的方式，通过要素流动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
根据统计，在美国原创性技术研究的成功率仅为5%。这些技术能够在市场成功的概率更小。但国际经验也表明，一个重大的原始创新一旦成功，几乎可以把所有失败的成本全部补偿，而且还会产生新的效益。创新是对一个未知世界的探索，具有巨大的内部不确定性，还有包括技术、市场、需求、供给等诸多外部不确定性，要包容、理解甚至长期支持原创性技术研究，还要允许创新失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出政府部门要把原来对科技创新百分之百的直接资助方式，变成至少三分之一是政府直接购买原创性技术或国际发明专利，三分之二是直接资助方式的原因。未来的比例可能倒过来，就是三分之二是政府购买，三分之一是资助。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化，因为政府购买的对象主要还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商业模式也比较成功的创新。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创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发明专利，不管是申请还是获得授权，只是创新的开始，能否成功商业化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科技创新的成功并不等于成功，还有赖于市场创新，有赖于商业模式的创新。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超级规模的人口和市场的国家，任何重大发明创造和科技成就都会产生举国规模效应，为全体人民所分享，具有极高的社会收益率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研发成本。比如，袁隆平在超级杂交水稻上进行创新，增产显著，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种植，数以亿计的人口得以受益。
另外，要为创新失败承担一定比例的成本。我专门访问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设立有成本风险基金，用于高风险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项目，如勘探项目失败，风险基金将补偿76%的成本。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包括中国企业去挪威投资，一个高风险的项目降低了实施者承担的风险。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我国的科技资助应该有所偏重，最重要的是要支持具有高风险，但是未来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的项目，通过创新做法，降低创新企业、创新者的风险和成本，提高私人收益率。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项技术一旦取得成功，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外部收益率，远高于私人收益率。但如何提高创新企业、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降低私人投资风险，有赖于在未来不断探索一种新的机制，这也将是一个不断试错、摸石头过河的过程。
附：胡鞍钢，1953年生，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情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其后又多次赴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做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2014年7月8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胡鞍钢与王战、刘世锦、李扬、林毅夫、樊纲等获邀参加座谈会，并分别就国际经济形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强化金融工作、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经济治理等谈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