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零碳制造？转型潮中传统制造业是否会被淘汰出局？转型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与社会效益？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零碳时代的产业再造”相关问题，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玲。
采访实录
“我国在数字化 低碳化上有先发优势，削减传统能源类企业碳排不应操之过急”
在陈玲看来，疫情后中国经济率先恢复活力，能源消费总量还将处于递增阶段，中国“双碳”工作在能源增长需求下进行。与传统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背景相比，数字化 低碳化的“新两化融合”或将为我国企业实现零碳制造创造先发优势，而健全的数字基础设施、丰裕的产业信息和良好政商关系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条件。
陈玲认为，工业数字化进程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和互联互通三个阶段。已经完成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企业，未来或将在云上工业数字化中占据优势，率先开启互联互通。除此之外，不同企业和领域应实施差别性的行业转型策略，传统能源企业转型涉及庞大的资产折旧，成本极高，不应操之过急；数字化优势较好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如何统筹布局，转型的同时有效减少数字经济自身的高能耗将是发展的关键。
新“两化”模式下，我国有很大的优势和机会
nbd：我国企业在传统的“两化融合”背景下实现零碳制造有哪些劣势？在“数字化 低碳化”的“新两化融合”下有哪些发展优势？
陈玲：传统的“两化”通常指即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信息技术的主导范式已经基本确定了，如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等，掌握核心技术的厂商大局已定。从国际市场规则制定上看，二战后联合国、世界银行、wto等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融入全球市场和接受国际规则的过程，我们的快速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赶超的过程，面临难以克服的后发劣势。我们实现了产业技术上的学习和市场规模上的扩张，但实际上还没有实现技术上的赶超或产业上的引领，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就是因为信息技术的主导范式和国际体系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被书写了。
但在“新两化融合”方面，即数字化 低碳化上，我们是有机会的。从技术本身看，我国很早就开启了新能源的探索和实践，如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产业等，这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领先的。且中国是数据大国，较大的人口和企业基数产生的数据是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这是我国很明显的优势。
要将这些资源的、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实验室技术推向市场，就涉及市场规则的制定。原本金字塔型的国际治理机制正逐渐被一些水平化、专业化的多边协议取代，在自愿市场或私人监管体制下，未来很可能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治理复合体。因此无论是从技术还是规则制定上看，我们现在都面临着新的机遇，随着新两化融合的发展，我国的产业是有优势和机会的。
nbd：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哪些场景下有更大价值？
陈玲：未来数字化转型是无处不在的，在国内我们看到，数字化的前半场是从b端到c端的消费数字化，大部分应用是针对个人消费者的，如美团、百度等。由于每个人所接受的数字化服务是同质的，可以大规模复制。
数字化的下半场是在工业数字化，区别在于每个工厂数字化的模式不同，不是任何一家企业进入工业云后都能得到无差别的工业数字化服务，有难度也有机遇。困难是不同企业工厂需要定制自己的数字化方案，而每一个数字化方案，都是分散的机遇，借此将不同行业、工厂、市场通过工业数字化连接起来。因此更大的价值不只体现在某个场景上，而是工业数字化的整个下半场。
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需更多普惠性产业政策支持
nbd：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哪类企业有较好的优势和基础？不同企业如何分别实现转型？
陈玲：我们国家很多制造业企业实际上还处在发展的腰部，并没有完成数字化。数字化是分阶段的。首先是信息化，企业将生产流程转为可记录可编码的信息，例如企业的erp系统，或其余信息系统。第二是智能化，如生产辅助决策系统等。第三是将不同的工厂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联互通，实现整个工厂和供应链的数字生产网络。
现在国内其实很多企业，第一步的信息化都还没有走完，更没到智能化和互联互通。已经完成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企业，是能够在未来云上工业数字化中占据优势，率先开启互联互通，通过衍生的网络将上下游企业及供应商紧密联系起来。
至于具体的转型方式，差别性的行业转型策略是可参考的模式。从以往的调研数据看，低碳行业具有多种组织优势因素，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的情况下，高水平的数字设施和丰富的生产实践能够有效弥补上述不足；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则高度依赖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经验。两类行业的共性因素在于，丰裕的产业信息和良好政商关系都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条件。
nbd：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玲：就政府层面来说，首先还是需要相对明确的支持，如具体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其实更需要关注的是，很多（政府）还是比较传统的产业发展思路，“以邻为壑”或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仍然存在。我们调研的时候看到过这类案例，部分地方政府会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投资，才能给到补贴，或是其他选择性的优惠政策。我们认为，未来还是需要更多地普惠性的产业政策，让企业进入到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市场循环中。
当然，现在来看很多行业还是需要政府的集中采购模式。竞争确实可能是最有效率的促发展模式，但早期的政府采购无疑是第一推动力，帮助行业去构建市场。尤其是企业数字化部署初期的沉没成本是非常高的，可能无法去部署基础设施，如“云管边端”中的“云”和“管”等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模块。这时候政府来采购和提供一些普惠的，相对公共的接入模式，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推动作用。
在上述基础上，一旦数据成为了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数据资源该怎么流动就很关键。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但要把数据流通起来，还能在保护数据安全的基础上，让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独角兽企业都能够进入到这个数字市场，提供有创新性的服务，通过服务尝试更多创新的途径。
另外，建立多主体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包括推出一些外在的市场激励和长期规划等。虽然治理领域很难有“万能药”，但也需要一个明确的预期。就是政府提供一个粗线条，企业在市场空间里灵活地找到自己的这个定位和市场。
高耗能、传统能源企业不应操之过急
nbd：如何看待数字化转型规模扩张或将带来的能源反弹效应？
陈玲：理论上数字化可以促进节能、增效、减排，但由于规模放大的缘故，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反而可能是增加的，这就是反弹效应。举个生活上的例子，如常说的无纸化办公，本意是节省纸张的使用，后来我们发现，一旦电子打印的文档出现一处错就需要重新打印一份，原本一份文档在特定情况下需要复制多份，反而增大了纸的消耗。能源也是这样。数字化确实带来了便利，但正因为效率的提高，可以服务更多市场，导致生产规模快速膨胀。
尽管能源效率提高，但总体的能源使用也变高了，这个反弹效应，其实也可以称为规模效应。至于该如何避免或减少，其实也没有必要着重调整，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就是扩大。应该重视的是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耗系统平衡。
nbd：高耗能企业在转型时该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行？工业制造中，高耗能企业会被淘汰吗？
陈玲：其实现今一些能源，如火电等，仍是不可取代的。新能源目前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生产和生活的能源需求。对这些传统企业，包括一些传统的煤炭企业来说，既要经济效益又要科技创新，这个问题不能微观的来看。以火电厂为例，它是不得不排碳的，毕竟生产模式就是这样，而且我国的火电行业已经大多采用可清洁燃煤技术。应该从整个能源系统来看。能更多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和现有的电力系统之间可以是叠加的关系，二者相对并行，先把新型电力系统逐步地建立起来，再逐渐去增加它的比重，但也不排斥原本的系统。
其实对于火电厂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转型产生的资产折旧，一旦被要求在不长的时间内退出市场，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建议过快关停这类产业，而是该增加可再生能源，毕竟能源的消耗是递增的，削减煤电不应操之过急。这也涉及一些地方激励措施。如果将碳排放配额或减碳配额划分到每个地方，导致地方处于政策压力局部减碳，上述问题会更显著。
当然，在数字化全面转型的背景下，会有企业被逐渐被淘汰，但传统制造业的市场还是复杂和多元的。长远的趋势来说，先进技术会逐渐取代或淘汰落后产能，但市场是多层次的，并不意味着技术差，或没有开启数字化的企业一定会退出。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间隙市场。比如半导体产品是线宽越细越高端，“卡脖子”的高精尖产品大多是这类。
另一方面，低端的产品也有市场，如电子表、助听器的芯片，线宽较粗的低端芯片就可以满足需求。未来的市场应该是多元化和逐步演进的过程。无论是低数字化还是未开启数字化的企业都要找到自身的间隙市场，进行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也能生存和发展，并非只依赖技术本身。
nbd：数字化企业本身的碳排放量也是逐年增长的，怎样避免走出高耗能，又掉进数字化产业的碳排放焦虑？
陈玲：这一点需要承认，与传统企业相比，高科技数字化企业的碳排放量是低的，但从逐年增长的趋势来看，传统企业是下降的，但互联网企业是上升的。换句话说，我们从高耗能产业逐渐转向低耗能，但低耗能自身的碳排放却在逐年增长，全面转型后体量也不算小。
但这个问题需要系统地看，比如企业使用的能源类型，是否是清洁能源；企业是否通过市场机制以相对经济的方式获得这些清洁能源、重点产业的区域布局是否跟能源优势匹配等。如北京部分企业就将数据中心搬到了河北，不仅出于土地成本的考量，这些地区的风电资源也更加丰富。
所以实际上虽然耗电增加了，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也随之增加，加上数据中心运营成本下降，也是可行的。我们不是一定要给产业贴上一个高耗能、或是高碳产业的标签，也不能只看能源消耗。对高新企业，或正在向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来说，在业务开展前就做好能源规划，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布局来平衡数字产业的高碳排放问题。
来源丨每日经济新闻
供稿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