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 ，作者江小涓
编者按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教授与我院师生座谈，分享了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体会。江小涓教授强调，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和今后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会议再次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会议特别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会议提出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文章根据江小涓教授座谈整理，特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质的提升、量的增长和开好局起好步
江小涓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和今后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会议再次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会议特别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会议提出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下面我讲三点学习体会。
一、国情条件变化，质的有效提升才能持续发展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极大提升。现在我们以gdp衡量已经是全球次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gdp达到114万亿人民币，以美元计达17.7万亿美元（按年平均汇率换算），总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76.9%，并且首次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过去有利于发展的一些国情条件发生了变化。
国情发生了什么变化？以下五点变化都很显著。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变化。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高速度速长和人均收入明显提高，劳动报酬也相应明显提高，劳动力转变为中高成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全口径，含各种福利及社会保障支出等）2021年达到12805.9美元，与发达国家员工工资水平差距明显缩小，明显高于后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继续靠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产品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其次是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抚养比结构变化。劳动力数量下降谈得较多，这里强调一下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我们高速增长的四十年也是人口抚养比很低的四十年，现在正快速从低抚养比转为高抚养比，人口结构从轻负担型转为重负担型，人口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带来的增长能量明显减弱。
第三是产业结构变化。制造业为主转为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大量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劳动效率，而服务业主要是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低效率产业。由于低效率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提高，会拉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即所谓的“鲍默尔病”。
第四是资源结构变化。从相对均衡转为明显短缺。我国一些自然资源短缺，在经济总量不大时尚可基本满足需求，对发展的约束不明显。现在，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规模人口和总量较大的国民经济规模相比，一些重要的禀赋资源如土地、淡水、石油、天然气等拥有量显然已经成为各种要素中的明显短版，成为制约发展和保障安全的突出问题。
第五是人民群众诉求和国家治理理念发生新的变化。收入较低时的起步阶段全体人民诉求一致，优先发展经济加快收入增长，保障生活基本需求，此时经济占据全社会主要资源，将大量资源配置到经济增长中，社会共识度高凝聚力强。收入提高后，教育、医疗等诉求也开始向外扩张，但弱于经济，其它诉求更弱。此时经济较高速增长，但速度有减缓。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诉求多元多样，不同人群对“发展”定义的理解出现分化，资源配置要兼顾各方需求，各国都有类似问题，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因此问题尤为突出。国家治理必须回应百姓需求，因此资源配置方向更加多元，用于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虽然比例仍然较高，但权重下降。
总之，我们过去四十年发展成绩优异，但决定那个时期发展的许多重要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还需要保持较长时期的中等偏高增长速度，就必须要立足新的发展条件，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
二、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量的合理扩张才能实现目标
我们不能只提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现代化目标有数量要求，保持中等偏高增长速度是基本要求。
今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达到较高水平，是综合性基础性的要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2021年，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国际通用指标，在当下中国可以简化理解为gdp）高于12695美元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均gni达到12441美元，已站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人均收入水平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按达到高收入国家收入区间的下三分之一，也需要达到人均2.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与2022年相比人均收入再翻一番，这要求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如果想要达到韩国目前的水平，还需要人民币汇率升值约35%。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看，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很少为速度着急。而且有过几轮“过热”时期，增长率高达10%以上，带来环境资源和稳定物价房价的很大压力，需要控制“过热”、着力提升增长质量。最近三年虽然经济增速较低，但明显受到疫情影响，少有人认为速度下行有基础面变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期待疫后复苏会有较强反弹力量。因此，社会上对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后保持合理速度的可能难度存在理解不到位的倾向，总觉得提高增长质量较难，保持合理速度较易。而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多年，经济增长速度向下的压力就比较大。从2009年10.5%的增速持续往下走，到2019年疫情前下行至6%左右的增速，保持这个速度已经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较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发展条件的变化。
导致这种压力背后的变化，都是不可逆也是政策“调节”不动的。因此要高度重视继续保持“量的增长”的难度和挑战。
三、发挥优势抓住机遇，开好局起好步
综上所述，经过四十多年发展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条件发生许多变化，人民群众的诉求发生许多变化，国家治理理念发生许多变化。在原有质量的基础上继续扩量难以实现，只求质的提升放弃扩量的努力也不是选项。同时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积累了新的有利条件，也面临新的机遇，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和机遇，促进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统一的发展。
我们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可以依托人口数量、国土空间、经济体量、统一市场等条件，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技术能力显著提升。最近十多年，中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21年中国r&d经费规模达到27864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44%，已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国内消费快速增长。国内消费市场全球次大，商品消费全球第一。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仍然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服务消费在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提高消费比重仍有较大空间。
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各类产业竞争力“跟跑”、“并跑”和“领跑”三者并重，并跑和领跑部分快速增加。
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虽然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但综合考虑劳动力数量与成本、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劳动力知识与技能等方面条件，我国人力资本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仍然有较强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数字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显著的行业，中国有最多消费者和最大规模的产业基础，未来成长空间和带动传统产业升级空间很大。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刘鹤副总理在致辞中指出，“一定要用数字技术深刻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就是对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寄予厚望。
因此，我们要看到变化和挑战，更要看到优势与机遇，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要求，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需求要消费与投资并重。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特别关注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
供给要着眼于大规模制造体系水平提升和多赛道并跑领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前沿技术开发应用。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科技要充分发挥竞争力重要来源的作用。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条件和能力显著提升。要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并支撑更多传统产业提高竞争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改革要切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力。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开放要立足于更高质量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要更多引进和使用先进设备和技术，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安全要围绕极端状态下循环畅通。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供稿丨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